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结构变动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中国沿海经济结构的研究对海洋环境的发展意义重大,然而二者之间的定量关系及内在机理尚不完全清楚。以2007-2016年为研究时段,我国沿海11省(区、市)为研究区域,借助固定效应以及门槛模型,测度经济结构变动与海洋环境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在经济结构中产业结构(-0.099)对海洋的弹性系数最大,其次是经济增速(-0.058),投资对象为正向影响,但不显著;非经济结构中,技术进步(0.052)的弹性系数最大,其中环境规制(-0.045)、人口规模(-0.045)抑制海洋环境的改善。②区域对比北部、东部海洋经济圈产业结构对海洋环境起抑制作用,另外,东部海洋经济圈环境规制、人口规模与海洋环境水平呈明显的负相关性;南部海洋经济圈相对于其他两个区域,结果不显著。③将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作为门槛变量,在各自的作用下分别存在双重门槛和单一门槛。产业结构门槛值为0.533、0.462,仅河北,福建未跨越第二门槛;科研能力门槛值为40,仅河北、福建、海南未跨过门槛值。因此,应适度调整产业结构,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合理控制城镇人口的流动,积极鼓励科研创新,实现经济与海洋环境协调发展。     

地形因素与地质灾害分布相关性分析

基于河北省1∶5万地质灾害调查成果,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隐患3570处,采用图表统计分析法,对分布高程、坡度、汇水面积等地形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地形地势因素对河北省地质灾害的空间分布的影响,从而为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对地质灾害的规划、预防提供参考。受制于人类居住环境等因素,河北省地质灾害在海拔高程、坡度、沟床比降等方面并非理论上的正相关性,而是呈抛物线型分布,其主要分布于海拔200~700 m的中低山区,崩塌发育坡度多大于60°,滑坡发育坡度多在20°~50°,泥石流汇水面积大多小于5 km 2,沟谷形态以V型谷为主,在山坡坡度大于25°,高差100~500 m,沟床比降213~105‰的区域集中分布。     

价格支持政策对我国不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的影响差异

［目的］文章评估了价格支持政策对不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的平均效应与动态效应，并测度多种价格支持政策的交叉政策弹性。［方法］基于1998—2016年实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省份面板数据，设立对照组，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PSM DID）评估价格支持政策平均效应与动态效应，并构建粮食作物供给反应（Nerlove）模型测度价格支持政策的交叉政策弹性。［结果］（1）价格支持政策对水稻、小麦、玉米播种面积增加具有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按大小依次为玉米>水稻>小麦，对大豆播种面积变化影响不显著； （2）价格支持政策持续时间越长，对水稻、玉米播种面积增加的推动作用越大，对小麦播种面积增加的推动作用较为稳定； （3）小麦、玉米播种面积变化主要来自自身价格支持政策，水稻播种面积变化除了受到自身价格支持政策影响外，还受到其他作物政策影响，大豆播种面积变化对玉米临储政策反应敏感，对自身价格支持政策反应不敏感。［结论］在制定粮食政策时既要区分政策及其持续性对不同粮食播种面积变化的影响差异，又要注意在同一地区实施多种粮食政策时，可能对不同作物产生交叉影响。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alysis of Beijing multi-airport terminal airspace

Multi-airport systems are growing in number and size globally, despite being afflicted by known inefficiencies due to the interferences between the flows of neighbouring airports. A macroscopic empirical approach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o estimate the capacity penalties and demonstrated by a numerical case study for Beijing, which is projected to become one of the busiest metroplexes in Asia. The Pareto envelopes of the theoretical and observed peak hour capacities are statistically analysed to quantify the penalties in a comparable metroplex and are subsequently modulated by a sigmoid correlation function. The analysis predicts the practical capacity of Daxing, the penalty incurred by the pre-existing Capital airport and by the total multi-airport system. Various findings are drawn and discussed, highlighting the needs for further research.     

基于LMDI模型的世界甘蔗增产要素研究

[目的]甘蔗增产是在食糖消费持续增长趋势下,世界糖业市场稳定的重要原因。揭示甘蔗增产要素,不仅能为甘蔗生产市场监测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而且还可以发现资源环境约束下甘蔗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方法]基于LMDI模型,文章从世界和国别两个视角,剖析世界甘蔗增产的主要贡献因素。[结果]1961—2014年世界甘蔗生产逐渐向优势区域集中,产量提升2倍,其中70%增产源于播种面积扩张,30%来自单产提升;面积扩张对多数国家甘蔗增产的贡献大于单产提高,中国甘蔗增产同样得力于面积扩张,但单产提升显著,贡献率高达34%,位居世界前列;甘蔗生产中的资源环境问题逐渐凸显,现有的甘蔗增产模式已给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结论]资源环境约束背景下,转变甘蔗增产模式迫在眉睫,必须加快由依赖面积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向单产提升的集约型生产模式转变的步伐,方可实现中国乃至世界甘蔗糖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对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影响——基于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对比分析

本文基于1993—2017年中国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面板数据,在比较两个区域农民收入及其结构变化的基础上,使用面板矫正标准误(PCSE)和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实证研究并比较主产区和主销区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对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结果表明: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对于主产区而言,工资性收入和政策变量对粮播比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对其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财产性收入对其影响不显著。对于主销区而言,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粮播比的影响方向与主产区相同,但是工资性收入对其影响与主产区不同,有显著正向影响,政策变量的影响不显著。在长期,工资性收入对主产区和主销区粮播比的影响程度逐渐增加,经营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对主产区的影响更大,而转移性收入对主销区的影响更大。因此,在粮食播种面积连续3年下降的背景下,需要进一步优化农业补贴政策,转变粮食生产方式,鼓励主销区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建立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我国牧区草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研究

［目的］通过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牧区草原生态补偿机制，解决牧区近10年来主要实施的一系列生态治理项目和措施中存在的草原生态补偿标准普遍偏低、政策缺少灵活性、监管体系不够完善、缺乏相应保障机制等问题。［方法］通过对国内有关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相关文献分类梳理，基于我国牧区草原生态环境现状，对比分析国内外实践，总结国外成功经验，定性分析补偿机制要素，对草原生态补偿机制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论述。［结果］我国牧区草原生态补偿主体应以各级政府为主； 补偿对象应包括牧区牧民、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者和建设者以及牧区地方政府； 因保护草原生态环境而导致牧区和牧民的发展权受限由此产生的机会成本作为草原生态补偿标准； 补偿方式以中央财政纵向转移支付为主，以市场补偿为辅的组合模式。保障机制需完善法律法规、公众参与、监督管理、绩效评估等方面建设。［结论］我国牧区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须对补偿责任主体、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及补偿保障机制等各要素要进行整体性、系统性深入分析，才能确保草原生态补偿机制能够满足牧区实际需求，提供有力保障。     

珠海市跨境电商产业培育政策评价研究

为了研究珠海的跨境电商产业政策的效果,本文利用文本挖掘与PMC分析方法,选取珠海市跨境电商7项典型支持政策,建立13项一级指标和60项二级指标,对政策进行评价,结果显示:1项跨境电商政策评价为完美,2项评价为优秀,其余4项为可接受。就一级指标分项来看,加大资金投入、推进对外贸易发展、提高海关便利、作用对象和促进产业集聚方面表现较好,其他方面有待改进。结合珠海跨境电商政策与珠海实际情况,发现珠海在发展跨境电商方面存在四个主要问题,分别是过分注重资金投入、对跨境电商产业链认识不足、对跨境电商产业支持对象认识不清、跨境电商法律治理能力重视不够等问题,并针对上述四个问题,提出解决对策,期望为珠海跨境电商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政策的改进与完善对策。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互助合作运动研究

为了打破敌伪的经济封锁,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克服小农经济的局限性,淮南抗日根据地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根据地在组织农户参加互助时,总结经验、树立典型,循序渐进,逐步推广,抓住群众需要,解决群众困难,尊重群众意愿,利用适当形式,从而有效组织了互助合作。互助合作运动开展中,也遇到不少问题,如形式主义、强迫命令;违背公平合理原则;经营管理效率不高;农民的观望、落后分子的破坏等。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这些问题。如在.经济条件相近、关系和睦的农户间开展互助,对落后分子进行说服教育,建章立制,惩戒营私舞弊者;发扬民主、确保公平等。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提高了生产效率,克服了小农经济的弊端,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物质财富,改善了民众生活。淮南抗日根据地互助合作运动对当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仍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呼伦贝尔草原生态功能区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目的]土地利用作为地球表面与人类活动连接的纽带,明确其变化特征及驱动力对于土地利用格局的优化、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方法]文章以呼伦贝尔草原生态功能区为例,从土地利用动态度和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来探究研究区在1990—2015年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对研究区土地利用的年际变化进行驱动力分析。[结果]2015年草地面积为329.52万hm~2,占总面积的81.17%,是呼伦贝尔草原生态功能区的主体土地利用类型, 1990—2015年草地总量略有减少,减幅为0.04%;湿地作为研究区第二大土地利用类型,呈现先减后增、整体减少的趋势,整体减幅为0.36%;其他土地面积减少1.39万hm~2,减幅为19.05%;面积增加的土地利用类型中,耕地面积整体上呈现增加趋势,增加8 480hm~2,增幅高达102.60%;人工表面面积增加6 075hm~2,增幅为29.47%;林地面积增加了2 908hm~2,增幅10.48%。草地、湿地和其他土地利用类型表现为净转入特征,耕地、林地和人工表面用地表现为净转出特征。区域经济和农畜因素是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结论]草地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间的相互转换是呼伦贝尔草原生态功能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区域经济和农畜因素共同影响研究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分布。